天安门的力量:广场上与广场下

住进大学宿舍的第一天,我美丽的香港室友便问我:“你听说过六四吗?”之后的两年半内,这城市一次又一次地提醒我勿忘国殇。港大校园内骄傲地立着的纪念雕像,六月维园的烛光晚会,民主墙上屹立不倒的大字报,还有香港同学们闪烁着怀疑委屈的眼睛。
而在来香港前,我确实没有听说过六四。当所有人都沉默,我又能去哪里听说呢?然而她既问了,我也就去找来看。这一找发现版本五花八门。有的控诉暴力镇压,有的描绘高层分裂,还有的指责学生领袖。然而对于广场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学运更深层的原因,这些论述似乎都是观念先于事实。
赵鼎新教授的《天安门的力量》(The Power of Tiananmen),此时读来就更显客观翔实。此书出版于2001年,作者时任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赵教授先于加拿大麦吉尔大学获生态学博士,后因八九民运影响,弃理从文,于同一大学获社会学博士。他以研究社会运动知名,关于天安门学运的论文被引用超过百次。
即便刨去学术理论部分,《天安门的力量》读来也很有意思。 篇幅所限,只能挑些特别的观点,在众说纷纭里,传递一些学者的声音。宏观结构上,运动发生的关键政治经济背景如何?参与者是什么样的群体?此乃“广场下”。微观交互上,坊间流传的事件版本里,可能会有哪些疏漏?不愉快的声音,绝不是要为人开脱。只是谈论六四时,非黑即白的价值观流毒甚广,复杂的事件常被简化得只剩框架与观点。愿悲剧不要沦为流言。

广场下
八十年代经济改革导致许多社会问题,诸君都已耳熟能详:通货膨胀,官员腐败。在大框架里较关键的一点是中国共产党合法性的转变。改革开放前共产党靠意识形态统治(ideology-based),大家背着语录,期待着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然而文革已打破信仰,改革又尝了甜头,八十年代末期很少有人再相信共产主义了。相对应的,此时大家更在意政府在经济和道德上的表现(economic and moral performance)。因此通货膨胀和腐败的问题,正好是踩了雷区。
赵教授的描述里,精英知识分子和学生是运动的急先锋。八十年代的精英知识分子,仍有劫后余生的惊惶,再不敢相信独裁政府,而把眼光放到西方的民主上。例如当时意见领袖之一的方励之,似乎认为西方民主下大学便是完全独立于政府的思想中心,政府制定政策时还要看学者脸色。从未尝过制度民主的知识小青年如我,听见这样的好事当然忍不住热血沸腾,把民主自由奉为万灵药。因为信息贫乏,威权社会里的政治观念往往比民主社会更易走极端。二十年后的今天,五毛和美分可不还在吵得热火朝天么。
但在当时,共产党三十年的统治使民粹主义(populism)和马克思主义(Marxism)的烙印已深。文革时大字报的传统,八九时又卷土重来。青年们又一次跳上火车,如全国大串连时一样,奔赴北京。知识分子相信“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认为经济改革必须依附政治改革,没有民主就没有富强。说来惭愧,读至此处,终于发现自己脑中深植的政治观念,原来来自当时的前辈们。
于是二十五年前的北京校园里,这样激进的民主观蔚然成风,刚巧吹到一群不愿读书的大学生身上。改革开放初期小型民企先富,同时高校大扩招导致高等教育人才供大于求,于是“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磨菜刀的。”照古时的标准,考上北京的大学几乎是范进中举,结果赚得倒不如隔壁胡屠夫。强烈的精英意识遇到如此反差,该有多绝望。赵教授考据,当时大学生们一部分考托福,一部分开聚会,一部分谈恋爱,剩下的实在无事可做,便打麻将。参考娄烨的《颐和园》,确实如此。

广场上
常听说的版本里,赵紫阳是悲剧英雄,李鹏和邓小平则是幕后黑手。然而当时中共党内改革派与保守派虽确有分裂,在天安门事件上的分歧却可能没有那么大。双方的底线都是守住江山,军事镇压是下策。四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措辞严厉地把运动定性为反革命,赵也支持要结束骚乱。四月三十日之后赵又逐渐认为温和策略可以缓和局势,邓亦被说服。之后赵五月四日的讲话效果良好,据说连李鹏也曾应和。但绝食突然开始后,事件愈演愈烈,温和策略于是失去支持。对绝大部分高层来说,问题变成要么下台,要么镇压。部队最终开进了北京。
同时,流传的版本常常夸大了王丹,吾尔开希等学生领袖的影响。卡玛的《天安门》更是让柴玲臭名昭著。事实上,整场运动里的学生组织是很混乱的,更多时候学生领袖根本没有掌控局面的权威。“高自联”,“对话代表团”和后期的“绝食委员会”,成立时仅经过草率的选举。相应的,学生领袖乃至组织本身的号召力并不强。组织与组织,个人和个人之间,也存在权力争斗。因此,四月底政府与学生的对话,并未达成共识,对广场上的大众来说也收效甚微。到五月底,广场上许多是外地来京的支持者,学生领袖更是无力控制。事实上,柴玲等人如果不支持绝食,马上就会失去领导地位。
最后,围绕六四,谣言很多。威权社会里官媒失去可信度,流言于是大行其道。“新华门流血事件”宣称警察殴打学生,甚至成为“历史记忆”被写进维基百科。但据赵教授比较多名当事人论述和官媒报道,冲突很可能没有那么严重,学生流血是因为试图砸破大巴车窗。卡玛《天安门》里也记录,柴玲宣称六月四日凌晨坦克将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碾压致死,但据亲历者侯德健回忆,天安门广场上并无屠杀。赵教授考证,大规模的死伤,是发生在北京街道上,遇难人数大约在260至400名之间。

二十五年前的青年们,有的无奈逃离,有的习惯沉默。二十五年后的青年们,仍然是有的期待逃离,有的选择沉默。占中的时候,更多大陆同学在忙着考GRE或找工作。偶尔的时事讨论里,政治问题也常变成民族认同感问题。时过境迁,中共降低了出国门槛,一方面把最忿忿的民众输出国外以减压,另一方面,信息流通后社会也就不易走极端。同时民族主义兴起,抗战剧火遍大江南北,香港人争取民主变成了“不想做中国人”。中港冲突频起,双方自尊如此敏感脆弱,大概也有着民族主义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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