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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你一个刘瑜

老于送我这本《送你一颗子弹》,在扉页上礼貌地问:“不知道你是因为刘瑜而喜欢社会学呢,还是因为社会学而喜欢刘瑜? ”我很惶恐,好像在路边摊上吃麻辣烫被熟人看见一样。事实上,我对刘瑜的喜爱和对社会学的喜爱虽然巧合地正相关,但是并无因果关系。用社会学的话讲就是selection bias,正因为刘瑜和我有着某些相似之处,我们才会都对政治产生好奇。也是因为那么些相似之处,我很喜欢刘瑜。

其实说相似是太抬举自己了。我喜欢刘瑜,主要因为她机灵,而且还挺漂亮。这两个特点让我妒火中烧。尤其是第二点,漂亮是最讨巧的机灵。

有段时间QQ空间上疯转《一个人要像一支队伍》,那时刘瑜刚开始火起来。而我还暗暗以文化精英自居,对大众的品味有着优雅的不屑。所以面对铺天盖地的刷屏,我一眼都没看。后来苏小姐兴奋地叫我去读《飞越流水线》,我才屈尊瞅了瞅,哎呀那个心有戚戚,仿佛找到了失散多年的姐妹。刘瑜在那篇文章里痛骂“大多数美式社会科学作品的平庸”,非常符合彼时我身为“文化精英”的心态。我甚至把此文发给了我未来的导师以阐明我对本学科的意见,结果当然是被臭骂一顿:你怎么这么浅薄!

年轻的时候,不被理解并不能阻挡我对刘瑜的向往,尤其是在读到《孤独得像一颗星球》以后。听听,这名字就不一般。怎么会把孤独联想到星球上呢?而这联想怎么又那么刚刚好呢?孤独和星球,怎么就有那么些让人悲伤的联系呢?

刘瑜还有很多这样的奇趣瞬间。比如说,“二十二岁的粉棉袄”。或者是,“枝繁叶茂的生命”。还有,“和自己达成和解”。甚至可以是,“他妈的”。这些瞬间常让我会心一笑然后又若有所思。二十二岁的粉棉袄向往枝繁叶茂的生命,但要和自己达成和解,怎么就他妈的那么难呢?

我对“机灵”的定义很简单,就是看到某个精彩的比喻,偷偷想一想,我能不能写出来。写不出来嘛那就说明人家机灵。毕竟普通人对才华的定义不就是嫉妒,嫉妒的丈母娘不就是自卑吗。

当然机灵也有程度。有“哇”的那种,也有“哼”的那种。在我的文人相轻里,刘瑜没有机灵到“海鸥是上帝的游泳裤”,但也远远比“我做的馅饼是全天下最好吃的”要强。既然她还在活力四射地面对生命,在文字上我们也不能太过苛求。毕竟和韩寒同学的爸爸比起来,刘瑜除了会讲一九八四,还会讲哈贝马斯呢。

遗憾的是,很多人可能忘记了,会讲哈贝马斯,对作家刘瑜而言,是一种自由,而不是责任。有些公共空间里的文化人,会挥舞着刘瑜的社论和随笔质疑:剑桥的政治学讲师就只有这样的水平吗?

这当然是很有点滑稽的。如果单看文字本身,刘老师的水平当然不差,至少比许多教授开学典礼的祝词要更神采飞扬。如果谈论的是学术呢,似乎又不该拿社论和随笔来说事。《送你一颗子弹》二十块一本,研究项目基金几十万一份:一分钱一分货,质量能一样吗?其实刘老师的学术经历,放到学术圈的鄙视链上,很可以甩某些本土学者几圈。作为任教于知名学府的青年学者,说出来也不至于寒酸。如果硬要拿学术明星的标准来批评刘老师不够优秀,那也太不够意思了。同是天涯沦落人,文科生何苦为难文科生。

尘归尘,土归土,学术归学术,科普归科普。刘老师和这世界发生的一个误会,就在这两种逻辑的纠缠。拿学者的逻辑标准去要求公知,和拿公知的良心标准去要求学者一样用心险恶。既然我们能够以学术的幌子容忍某些经济学家做出“国企改制时让工人全部下岗滚蛋最有效率”这样的结论,当然也可以用良心的名义接受刘老师宣扬“不可忽视和谐社会里的公民权利”的免费文章。事实上,我们从来不缺包装精美的学术,但少见仗义执言的真诚。

当然,刘瑜不仅仅是个公知,也没打算当个公知。她还是个畅销作家,虽然也没打算当个畅销作家。她“在愤青里太文青,在文青里又太愤青”。抛开她的社论,在随笔和爱情小说里你可以看到另一个刘瑜。据她自述,鼎盛时期曾开有四个博客,因为人们总是期待她正襟危坐,而她有的时候只想“非正式疯狂”。

这就好像,医生的衣服上被人吐了一口痰。人们期待她批评随处吐痰是某国民主化进程的最大阻碍,甚至研究出随便吐痰者肺部和脑部的结构是不是有什么异常。然而袖子上都是痰的医生只想先跳起来骂娘而已。

对于那位沉稳好学的赠书老于,和那位业精于勤的导师,我不敢承认,其实很多时候我也只是单纯地想骂娘而已。甚至可以安慰自己:对旁观者而言,骂娘比医学研究更容易引起共鸣。我对刘瑜的嫉妒,与其说是对她名牌学位的觊觎,倒不如说是因为她比我更会骂娘。

但只会骂娘是不行的,甚至把看热闹的人叫来一起骂娘也是不行的。这些道理,刘老师当然也明白。如今她好像回到“五百本书”里面去“还一些学术债”了。毕竟“自由”不是学术圈的主流意识形态,“灵魂”也不是流行的研究内容。有次与青年学者田大谈及刘瑜,被规劝“学术才是主业”,并点评“不是所有人都能成为刘瑜”。田大是位有温度的老师,著作颇丰,却自称“年轻时也喜欢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我去找来看,发现扉页上竟然有首新体诗。忍不住慨叹,是不是所有社会科学工作者,年轻时都有那么些“英雄儿女多奇志”的理想。上当后才发现,学术原来也只是关于最冰凉的现实。

河蟹到底吃什么

前几天天津爆炸后,我所在的某微信群里有几位记者一直在紧张地报道。一篇文章被封了,另一篇文章补上来。我国三十万网络精神文明建设大军,敏感时刻自然恪尽职守。老记和网警都在考虑的重要战略问题是,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什么该删什么不该删?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Gary King(加里· 金)等人的研究表明,非官方的集体表达是河蟹重灾区。借用金教授的一句话,“the Chinese people are individually free but collectively in chains”。

金教授团队的数据来自2011年上半年内1300余家网站的367万篇博客文章。这些文章对应的现实事件分五类:集体行动、对审查的批评、色情、时政和新闻。对这些文章的时间序列分析显示,涉及集体行动的文章,被审查力度最大。

“集体行动”指的是引发集体行动的可能性,尤其是由非官方的个人引发的集体表达。显然,这些表达可以是政治上反动的,譬如内蒙古人民上街散步,或者某艾姓艺术家被抓等事件激起的讨论。但这类表达也可以是又红又专的,譬如为拆迁政府洗地、或者痛骂下马贪官的文章。甚至这类表达还可能和政治一点关系都没有,却仍然被秋风扫落叶般咔嚓掉,比如说日本核电站泄漏后浙江流传的“抢碘盐,保平安”的谣言。因此,有理论认为被审查最多的是异议言论,其实不然。最危险的是走“群众路线”的言论。

如此看来,天津仓库爆炸事件在新闻审查方面的红灯高高亮起。环保运动作为二十世纪集体行动的当红炸子鸡,在中华大陆上也很是吃香。各地的PX项目招致民情激愤,柴静的《穹顶之下》被匆匆下架,都说明环境污染问题实在容易触动我们的神经。此次危险化学品爆炸导致灾难性后果,简直是撞到了“多行不义必自毙”的枪口上,势必引来一片骂声。而根据金教授的理论,对和谐社会而言,群众齐心协力地骂人,是很危险的。

因此不难理解为何朋友圈里这几天出现很多短命文章。我读过的里边,有些关注消防员牺牲情况,指出消防员职业制度设计的不足;有些质疑出事仓库的危化品存储资格,指责相关部门间的职能分配和落实;有些则关注出事公司是否“上面有人”,攻击官僚系统腐败。这些文章政治性有强有弱,质量有好有坏,但在危急时刻,都易变成民意顺理成章的出口。

当然,除了网警和五毛们孜孜不倦的人工审查外,还有媒体和博主们的自我审查。因为摸不准底线,或者讨论的风险太大,那干脆就不说了。对比这次事件的中英文报道,至少可以发现一个自我审查的例子。纽约时报称周六上午,有消防员亲属冲入事件新闻发布会,要求官方给个交待:他们的家人不在失联和牺牲名单上。但中文媒体里,除去“澎湃新闻”周六晚对几十名“合同制消防员”失联小心翼翼的文章可能与此有关外,关于发布会现场的风波,似乎并无人报道。显然,这样的“聚众闹事”是踩了新闻雷区,老记们看来对此把握精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