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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相关的一些偏学术文章。

定性研究,never again

下午见到了久违的导师。讨论如下:

  1. 写学术性的东西要职业化一点。不能情绪化,也不能太自恋了。
  2. 我的 nature 可能就是定量的,所以还是写定量的吧。

关于定性思维,我虽然嘴上不承认,心里其实是鄙视的。而且性格倔强,对知识太过相信,所以怎么也没法改变。例如定性文章,我总觉得人家的概念 slippery,比较随性。看看别人写还好,到了自己这里,没有办法做那样的事情。在 code data 的时候,觉得手足无措,不知道怎么办。因为内心觉得不是真的、严谨的知识,说服不了自己,也不愿意放下执念。

所以决定硕士论文改作定量的研究。中途变换题目,希望能顺利搞完。终于可以回归统计,和我习惯的 formal thinking 了。吕大乐教授曾说,don’t do mathematical sociology。但我确实更相信数学化、简约化、逻辑化的解释。做起来会舒服一点吧。

花了一年时间,兜兜转转这么久,最后还是勇气可嘉,重在参与。吸取的教训,一个是我的天性喜欢严谨科学系统性的思维。再一个就是,再也不要尝试定性研究了。

也不敢再随便批评人家了,因为对我而讲,做起来真的是很难的,要是简单我早就做完了。不知道怎么串成一个故事,也不喜欢你们串的故事。虽然还是不相信,但是之后也要充满尊敬,毕竟我在这里栽了这么大的跟头。

论文和地图

这几天在欧洲玩。今天空了下来,接着“整理数据”,谓之”data coding”。不知道码农们看到了会怎么想。社会学(文科?)的人老喜欢用些特别牛逼,你都搞不清楚发音的词,指代其实不怎么动脑子的工作,例如 transcription = 听音打字,coding = 复制剪切/概括整理录音稿,participate observation = 记日记, field work = 和人聊天,collecting archive meterials = 做剪报。更绝的是民族志系列,不完全统计有 ethnology, ethnography, autoethnography, ethnomethodology, historical ethnography, cyber-ethnography 等等。

上学期当助教的时候,学生如果不识相,问了我回答不了的问题,我便噼里啪啦一串大词砸过去,效果很好。

我刚入坑的时候,对这些词充满太过酷炫的想象,不敢相信崇高的学术工作者竟然做着这么平凡枯燥的事情。为了满足知识优越感,硬要把他们上升到哲学高度去讨论。但凑过去一瞄人家真正的哲学讨论,我又不够智商和耐心,几轮后就放弃抵抗,跑回来心安理得地打我的transcription,做我的 data coding。

活脱脱一个窝里横。对定性偏见的人讲定量,对定量偏见的人讲定性。对又喜欢定性又喜欢定量的人,只能讲本人观看 gossip girl 多年的心得了。

刚刚看着访谈稿,发现细节和线索太多,不知道怎么串成一个故事。前两轮访谈时东拉西扯,问出来很多焦距不同的叙述。A谈论大学四年的友谊变迁,B进行了深度灵魂反思,C就香港时局发表颇有洞见的看法。有些细节叙述性和情景性太强,有些看法又太过抽象。要把他们条分缕析,洗洗干净,放到各自的格子里去,真是有些头大。

也许这就是写论文的难处?关于丰富和清晰的取舍。几位老师和同学都谈到,”it’s hard to let go of data, but you have to start from something simple”。有次偶然看到 Samuel Huntington 在《文明的冲突》一书的序言里谈到,构建理论就像画地图。细节太丰富,就失去了指路的作用。细节太简单,又会找不着地方。我觉得这个比喻好记又好用。我不学无术,看书经常把内容忘个精光,序言里的八卦倒记得很清楚。谁是谁的学生,谁和老婆关系怎么样,看得我乐不可支。

再回过头来理解 Lei Ya-Wen 博士论文里的三个层次,就像画出三个不同焦距的格子,把故事拆分开来讲。交换的时候,听过一个 job talk,当时的应聘者仿佛是用历史社会学的方法,发现了某个大定理,PPT上的时间跨度让人胆战心惊。刚毕业的博士,西装革履,努力自信着。他似乎对 “zoom in” 这个词组很骄傲,不停重复着,忘记了在强调什么。

现在我也得来zoom in 又 zoom out 我的数据了。半年前想当个德艺双馨的大学者,现在只想当个有耐心的学术流氓,也不知道是进步还是退步。十分惭愧,最近想转去一个赚钱的行业,朋友们有什么鼓励、鞭策、建议或心得,请联系我,谢谢。

开始懂了

这篇博文,是个高兴的记录。我似乎好像仿佛终于搞清楚了我想研究的东西,和那个关键的原因。虽然理论层次上,还没有检查那个大牛已经发现我要研究的东西。但是经验层次上的脉络终于清楚了。

First thing first,我想研究的问题,是为什么有的人支持占中而有的人不支持占中。注意,我的问题完全是在理解层面上的,不是行为。我不是问,为什么有的人参加占中有的人不参加。只是关于理解,是关于人们脑子里的想法。

现在我的答案是,不支持占中的人,通常(几乎全部)是因为不相信占中会有用。支持占中的人,通常是觉得占中会有用。

继续下去,觉得占中有用的人,通常都见证过成功的社会运动,而且不相信警察会对人民使用暴力。觉得占中没用的人,通常都没有见证过成功的社会运动,而且相信警察可能会对人人民使用暴力。

脉络是这样,归纳起来就是,对政治运动的看法和日常经历有关(废话)。具体如何相关?除了这条脉络,还有很多丰富的叙述性细节来补充。一个令人信服的故事。

“具体如何相关”,如果回答是“党员身份”,“收入地位” 等抽象变量,那么只能得出一个静态的结论。我在*无数*地方读到,定性研究讲求“机制”, mechanism/process,现在终于懂了。在我的研究里,这个机制就是“过往经历”。它和定量变量不同的地方是:定量变量是个盒子,里面装着每个人的小物品。机制却是个传送带,把每一个人(解释点),从解释起点运送到解释终点。Variable is the substance, a concrete thing; but process is the form, is an abstract relation.

再抽象一点,机制具有时间性,自带关系性。(此处思路没通畅,暂不延伸。)

初入田野时只有一个模糊的问题,连问什么都不知道,常常被人质疑,你这做的什么东西?田老师却坚信,做定性你得从田野入手而不是从理论入手,不然岂不是会自证么?我当时还半信半疑,瞧不起田野,导致数据整理过了很久,也没有参考她的建议去问一问 local 学生。年初的时候问得还很浅,因为没有及时整理已有思路,而且访谈的全是大陆生。等到六月访谈第一个local之后,真的是豁然开朗。连忙快手打transcript,柳暗花明。Grounded theory 诚不我欺也。

好了,这流程终于走过了,想想确实不容易。过去一年,刚进去时信心满满,自视甚高。结果后来80% 的时间都不知道自己在干嘛,居然问了出来,我自己都不相信。

年初的时候,在讨论班上展示自己当时的研究,做了个表格。Thomas Wong 不相信,说 no no no, not this fast。现在再去跟他争,也许能说服了吧?

理想主义,和我的理想主义

这段时间心中焦虑,几乎每小时都在想要不要留在学术圈,还是另谋一个赚钱的行业。数次烦躁到在网上乱逛,静不下心来做正事。我自己一方面想要理解行业的区别,另一方面也明白,这样的转折点时刻,更重要的是了解自己。表面上的迷茫和焦虑,深层次很可能是对真实自我的难以接受。

所谓理想主义,既有对结构性现实的误会,也有对自己能力的误会。而后者更让人绝望。

要不要选择学术圈,其实是几个问题。学术圈能给成功者什么?学术圈里失败又是什么后果?成为学术圈里的幸存者,需要什么品质?我是否具备这些品质?前两个问题是整体性的,然而如谢宇教授与Andrew Abbott所言,组内差异远远大于组间差异。因此在挑剔行业之外,还得挑剔下自己才是。

这一年的经历,算是在这个“middle ranking”的系里面提前体验了一把graduate school。在日常生活层面,反思如下:

  1. 学术圈结构性限制的缺失,对我是很大的挑战。必须承认,这一年我体会到了极大的自由。大到论文题目,访谈数量,田野进度;小到见导师的频率,课程作业的完成质量,每天几点到办公室,周末和晚上是否休息,一周出去吃饭几次,我几乎都有完全的决定权。但自由意味着责任,我必须承担起好好规划时间,严格遵循计划的责任。更糟糕的,为了完成计划,必须做一些对我而言非常艰难的选择,例如拒绝他人的邀请。这一点我做得并不好。每周定下的计划,总是完成不了。大部分是因为懒惰,小部分是因为软弱。田老师曾建议take log,说最难的是 create structure。我自己,日历,log book 倒是做了不少,可能也略有进步,但这懒病实在是难以克服。
  2. (创作性)写作并没有想象中的容易。一部分当然是因为这是思维活动极其密集的工作,要动脑子,做起来很累,很难。另一部分,因为很累,而很容易懒。我又常常眼高手低,担忧自己写出垃圾,因此总是迟迟不动笔,导致 Point 1 之中拖延的结果。
  3. 文科对记忆力和整理能力的要求。我心中一个理想的文科生至少应对事实性信息有很好的把握。这方面,我之前受过的历史训练实在太少,看书后又忘的太快。有时看书没有走心,看后因为侥幸,也没有记笔记。心想,记了笔记也不会用。但是记笔记这项活动除了产出物,更是一个锻炼思维和写作的过程。刘思达老师曾建议,每看过一篇文章都写一篇小的summary。Erik Olin Wright 称他的笔记”very messy”,但也至少有一个乱糟糟的文档和一句话概括。初期我尝试过,但是没能坚持,也是很大的损害。笔记的整理,也是一个老大难问题。目前尝试的方法还是by project,一篇一篇文献综述的来,用过就扔掉。虽然看上去浪费,但是生活不总是这样更新?吃饭还要一天三顿呢。

回想当初对研究生两年有过的期待,曾经希望能

  1. 又快又好地写完MPhil 论文,最好一年能搞定
  2. 和导师合写一篇文章
  3. 把之前的统计FYP整理成文,并编出相应的 R package
  4. 每周坚持更新公众号
  5. 做一个称职的朋友

这些都没能实现。其一,任务之繁重可能确实超过常人能力。其二,我的能力也不过如此。其三就是客观环境。怪两位导师是不公平的,她们和系里给了我很多资源。办公环境舒适,课程负担也少,图书馆什么书都能借到。我执意要去交换,也给两边系里面添了很多麻烦。但是另一方面,系里也有一些局限,虽不至于达到完全限制能力的程度,但至少是不鼓励的。

  1. 系里学生之间的交流讨论很差。竞争氛围很差。发表压力很小。大家精气神都不太好。和我的学术目标并不一致。因此没有什么同辈之间的激励。我几次想搞读书会,都应者寥寥。当然不能说,不搞读书会我就不能看书。读书会是给自己添加外在结构性限制的一次努力,至少对于提高生产力利大于害。对比起曾经交流过的UW Madison,一周四个讨论班,真是天差地别。在浙大时曾问过老不得志的黄兆镇教授,香港人,他对港大非常鄙夷,道:不是老师的错,只是你的同学太差了。本科时理工科尚有几位一心向学的大神,现在他们都去名校读硕了。我能力有限,只能留在这里,没想到最终还是被温水煮了青蛙。
  2. 当然我去了名校读博,可能也是一样。文科的博士,工作性质太为独立,导致表面上的竞争环境不够,没有很大压力。找工作的竞争又太遥远,我没有能力将其visualize到日常生活。我以为这和文科资源少有关。老师给的关注不够,相较其他环境,竞争者数目也少些。因此容易一拖很久。毕竟也有牛人如 Lei Ya-Wen, 6年在密歇根拿到四个学位。尽管她似乎也在Harvard 做了三年 fellow 才晋身AP。

研究生读到今天,一个问题是对环境的变化没有及时反馈,能力所限,也没有能意识到我想做的事情对我的生活方式提出了怎样的挑战,我又该怎样调整“自己”来适应。最大的毛病是没能克服懒病和软弱,对自己生活的边界不够强硬。这也是没有想清楚吧。

研究生也是一种职业,因为声望,金钱等资源稀缺,很可能对其成功者在某些方面的要求更高。(参见前文对日常生活的几点反思。)学术圈的错,只在于资源太少,位置太少,竞争太残酷,风险又大,一输就非常难看。我总在嚷嚷,却舍不得真的离开,无非是自高自大,觊觎幸存者的光辉,对自己的成功还抱有渺茫的希望,不愿意承认失败。比嚷嚷更重要的是真的改变。我说的太多,做的太少,对生活的失望,其实是对自己的失望。转不转行,在哪里都是一样。

 

河蟹到底吃什么

前几天天津爆炸后,我所在的某微信群里有几位记者一直在紧张地报道。一篇文章被封了,另一篇文章补上来。我国三十万网络精神文明建设大军,敏感时刻自然恪尽职守。老记和网警都在考虑的重要战略问题是,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什么该删什么不该删?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Gary King(加里· 金)等人的研究表明,非官方的集体表达是河蟹重灾区。借用金教授的一句话,“the Chinese people are individually free but collectively in chains”。

金教授团队的数据来自2011年上半年内1300余家网站的367万篇博客文章。这些文章对应的现实事件分五类:集体行动、对审查的批评、色情、时政和新闻。对这些文章的时间序列分析显示,涉及集体行动的文章,被审查力度最大。

“集体行动”指的是引发集体行动的可能性,尤其是由非官方的个人引发的集体表达。显然,这些表达可以是政治上反动的,譬如内蒙古人民上街散步,或者某艾姓艺术家被抓等事件激起的讨论。但这类表达也可以是又红又专的,譬如为拆迁政府洗地、或者痛骂下马贪官的文章。甚至这类表达还可能和政治一点关系都没有,却仍然被秋风扫落叶般咔嚓掉,比如说日本核电站泄漏后浙江流传的“抢碘盐,保平安”的谣言。因此,有理论认为被审查最多的是异议言论,其实不然。最危险的是走“群众路线”的言论。

如此看来,天津仓库爆炸事件在新闻审查方面的红灯高高亮起。环保运动作为二十世纪集体行动的当红炸子鸡,在中华大陆上也很是吃香。各地的PX项目招致民情激愤,柴静的《穹顶之下》被匆匆下架,都说明环境污染问题实在容易触动我们的神经。此次危险化学品爆炸导致灾难性后果,简直是撞到了“多行不义必自毙”的枪口上,势必引来一片骂声。而根据金教授的理论,对和谐社会而言,群众齐心协力地骂人,是很危险的。

因此不难理解为何朋友圈里这几天出现很多短命文章。我读过的里边,有些关注消防员牺牲情况,指出消防员职业制度设计的不足;有些质疑出事仓库的危化品存储资格,指责相关部门间的职能分配和落实;有些则关注出事公司是否“上面有人”,攻击官僚系统腐败。这些文章政治性有强有弱,质量有好有坏,但在危急时刻,都易变成民意顺理成章的出口。

当然,除了网警和五毛们孜孜不倦的人工审查外,还有媒体和博主们的自我审查。因为摸不准底线,或者讨论的风险太大,那干脆就不说了。对比这次事件的中英文报道,至少可以发现一个自我审查的例子。纽约时报称周六上午,有消防员亲属冲入事件新闻发布会,要求官方给个交待:他们的家人不在失联和牺牲名单上。但中文媒体里,除去“澎湃新闻”周六晚对几十名“合同制消防员”失联小心翼翼的文章可能与此有关外,关于发布会现场的风波,似乎并无人报道。显然,这样的“聚众闹事”是踩了新闻雷区,老记们看来对此把握精准。

奇迹背后: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奇迹”很独特:经济增长前无古人,产权保护、司法、金融体系等相关制度却捉襟见肘。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奋力搞经济的地方政府功不可没。然而他们为何这么拼?钱颖一等学者用行政分权和财政包干来解释地方政府的强激励,北大光华教授周黎安的研究则表明,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或许才是更基本的激励力量。

“晋升锦标赛”指的是上级政府对下级官员的选拔机制:设定指标,同级竞争,优胜劣汰。改革开放后,考核标准从政治表现变为经济绩效,地方政府于是开始比拼GDP增长。升官的热情点燃了“发展才是硬道理”的小宇宙。

比起西方国家,中国的政治体制给这类锦标赛提供了许多便利。第一,上级政府拥有集中的人事权,紧扼下级官员的命运;第二,选取的经济指标如GDP、财政收入、出口创汇量,都方便衡量比较;第三,各个省区的经济绩效相对独立,便于分离比较;第四,参赛的地方父母官一手遮天,对地方经济有足够的影响力和控制力;最后,体制提供了巨大的晋升诱惑,从而阻止参赛官员合伙消极怠工,而且鼓舞了官员的参赛热情。

锦标赛在集权体系中的特色,在于通过引进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机制,用有效的行政激励,解决了中央政府对下级政府的监督问题。集权体系内只有上级的垂直监督,缺乏媒体和民众提供的水平监督,导致信息量和监督权的不对称。上级如果要防着下级只受贿不作为,监督成本很大。引入竞争后,行政动力转化为经济动力,政治家的仕途需求和社会的经济发展需求也达成一致,解决了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因此,“锦标赛”能曲线救国地克服一些不利于经济发展的制度缺陷。举例说,尽管中国的产权保护尚有不足,外资流入却源源不息,因为招商引资的恶性竞争迫使地方政府出台优惠政策吸引投资。又或者,有效的行政激励甚至能防止地方官员被利益集团捕获而导致地方经济增长迟钝。随着锦标赛的优胜者进入中央决策部门,他们的偏好和利益又回过头来保证了竞争制度的稳定性。

当然,锦标赛的成本也很高。从政府官员的角度,由上而下的激励,忽略了辖区居民的偏好,无法保证官员对民众需求做出有效反应。同时,考察指标只注重政府多重职能中的一部分,导致扭曲的激励,华而不实的政绩工程遍地开花。

锦标赛亦不利于政府职能转变。在市场化过程中,地方政府既当晋升锦标赛的运动员,又当地方政策的裁判员,因此很可能会采取不利于培育和维护市场化的手段,例如放任假冒伪劣商品生产。同时,在财政制度由“建设性”向“公共型“转系的过程中,需要大力发展的教育、医疗、福利等公共物品,因为经济效应慢而无法得到地方官员关注。

中国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优势主要在加工成本低廉,一部分原因也是“晋升锦标赛”导致地方政府人为降低生产要素价格。然而现在环境污染和能源消耗催促经济转型,把相应指标纳入锦标赛评价体系是一个权宜之计。更根本的解决之道,也可以是引入由下而上的监督,让公众对政府施政的满意度成为升迁的一个考核指标。

参考文献:
周黎安. 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中国社会学文选.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天安门的力量:广场上与广场下

住进大学宿舍的第一天,我美丽的香港室友便问我:“你听说过六四吗?”之后的两年半内,这城市一次又一次地提醒我勿忘国殇。港大校园内骄傲地立着的纪念雕像,六月维园的烛光晚会,民主墙上屹立不倒的大字报,还有香港同学们闪烁着怀疑委屈的眼睛。
而在来香港前,我确实没有听说过六四。当所有人都沉默,我又能去哪里听说呢?然而她既问了,我也就去找来看。这一找发现版本五花八门。有的控诉暴力镇压,有的描绘高层分裂,还有的指责学生领袖。然而对于广场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学运更深层的原因,这些论述似乎都是观念先于事实。
赵鼎新教授的《天安门的力量》(The Power of Tiananmen),此时读来就更显客观翔实。此书出版于2001年,作者时任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赵教授先于加拿大麦吉尔大学获生态学博士,后因八九民运影响,弃理从文,于同一大学获社会学博士。他以研究社会运动知名,关于天安门学运的论文被引用超过百次。
即便刨去学术理论部分,《天安门的力量》读来也很有意思。 篇幅所限,只能挑些特别的观点,在众说纷纭里,传递一些学者的声音。宏观结构上,运动发生的关键政治经济背景如何?参与者是什么样的群体?此乃“广场下”。微观交互上,坊间流传的事件版本里,可能会有哪些疏漏?不愉快的声音,绝不是要为人开脱。只是谈论六四时,非黑即白的价值观流毒甚广,复杂的事件常被简化得只剩框架与观点。愿悲剧不要沦为流言。

广场下
八十年代经济改革导致许多社会问题,诸君都已耳熟能详:通货膨胀,官员腐败。在大框架里较关键的一点是中国共产党合法性的转变。改革开放前共产党靠意识形态统治(ideology-based),大家背着语录,期待着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然而文革已打破信仰,改革又尝了甜头,八十年代末期很少有人再相信共产主义了。相对应的,此时大家更在意政府在经济和道德上的表现(economic and moral performance)。因此通货膨胀和腐败的问题,正好是踩了雷区。
赵教授的描述里,精英知识分子和学生是运动的急先锋。八十年代的精英知识分子,仍有劫后余生的惊惶,再不敢相信独裁政府,而把眼光放到西方的民主上。例如当时意见领袖之一的方励之,似乎认为西方民主下大学便是完全独立于政府的思想中心,政府制定政策时还要看学者脸色。从未尝过制度民主的知识小青年如我,听见这样的好事当然忍不住热血沸腾,把民主自由奉为万灵药。因为信息贫乏,威权社会里的政治观念往往比民主社会更易走极端。二十年后的今天,五毛和美分可不还在吵得热火朝天么。
但在当时,共产党三十年的统治使民粹主义(populism)和马克思主义(Marxism)的烙印已深。文革时大字报的传统,八九时又卷土重来。青年们又一次跳上火车,如全国大串连时一样,奔赴北京。知识分子相信“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认为经济改革必须依附政治改革,没有民主就没有富强。说来惭愧,读至此处,终于发现自己脑中深植的政治观念,原来来自当时的前辈们。
于是二十五年前的北京校园里,这样激进的民主观蔚然成风,刚巧吹到一群不愿读书的大学生身上。改革开放初期小型民企先富,同时高校大扩招导致高等教育人才供大于求,于是“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磨菜刀的。”照古时的标准,考上北京的大学几乎是范进中举,结果赚得倒不如隔壁胡屠夫。强烈的精英意识遇到如此反差,该有多绝望。赵教授考据,当时大学生们一部分考托福,一部分开聚会,一部分谈恋爱,剩下的实在无事可做,便打麻将。参考娄烨的《颐和园》,确实如此。

广场上
常听说的版本里,赵紫阳是悲剧英雄,李鹏和邓小平则是幕后黑手。然而当时中共党内改革派与保守派虽确有分裂,在天安门事件上的分歧却可能没有那么大。双方的底线都是守住江山,军事镇压是下策。四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措辞严厉地把运动定性为反革命,赵也支持要结束骚乱。四月三十日之后赵又逐渐认为温和策略可以缓和局势,邓亦被说服。之后赵五月四日的讲话效果良好,据说连李鹏也曾应和。但绝食突然开始后,事件愈演愈烈,温和策略于是失去支持。对绝大部分高层来说,问题变成要么下台,要么镇压。部队最终开进了北京。
同时,流传的版本常常夸大了王丹,吾尔开希等学生领袖的影响。卡玛的《天安门》更是让柴玲臭名昭著。事实上,整场运动里的学生组织是很混乱的,更多时候学生领袖根本没有掌控局面的权威。“高自联”,“对话代表团”和后期的“绝食委员会”,成立时仅经过草率的选举。相应的,学生领袖乃至组织本身的号召力并不强。组织与组织,个人和个人之间,也存在权力争斗。因此,四月底政府与学生的对话,并未达成共识,对广场上的大众来说也收效甚微。到五月底,广场上许多是外地来京的支持者,学生领袖更是无力控制。事实上,柴玲等人如果不支持绝食,马上就会失去领导地位。
最后,围绕六四,谣言很多。威权社会里官媒失去可信度,流言于是大行其道。“新华门流血事件”宣称警察殴打学生,甚至成为“历史记忆”被写进维基百科。但据赵教授比较多名当事人论述和官媒报道,冲突很可能没有那么严重,学生流血是因为试图砸破大巴车窗。卡玛《天安门》里也记录,柴玲宣称六月四日凌晨坦克将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碾压致死,但据亲历者侯德健回忆,天安门广场上并无屠杀。赵教授考证,大规模的死伤,是发生在北京街道上,遇难人数大约在260至400名之间。

二十五年前的青年们,有的无奈逃离,有的习惯沉默。二十五年后的青年们,仍然是有的期待逃离,有的选择沉默。占中的时候,更多大陆同学在忙着考GRE或找工作。偶尔的时事讨论里,政治问题也常变成民族认同感问题。时过境迁,中共降低了出国门槛,一方面把最忿忿的民众输出国外以减压,另一方面,信息流通后社会也就不易走极端。同时民族主义兴起,抗战剧火遍大江南北,香港人争取民主变成了“不想做中国人”。中港冲突频起,双方自尊如此敏感脆弱,大概也有着民族主义的原因。

展望乌托邦

我真切地意识到这句话的威力,还得从杭州那个星光灿烂的夜晚说起。那晚我和半生不熟的友人坐在马路牙子上清谈,关于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在象牙塔里的迷失。几轮交锋过后,我发现这句话让我所有的论证固若金汤。友人沉默良久,然后请我喝了一杯布丁奶茶。我想她大概已爱上思维敏捷的我–又或者她只是想让我闭嘴罢了。

这句话是“资本主义是万恶之源”。那天我使用的版本是,据钱教授批评,当代大学生失去崇高理想一心只想去投行或美帝,原因是社会风气鼓励个人主义和利益最大化。推而广之,这论证还适用于贪污腐败,食品安全等等。世风日下,那是西方大毒瘤又来祸害我们了。

适用范围这么广,一个妙处在于这句话的前提永远政治正确。就算脱离了大陆语境,资本主义大抵也是坏的。然而批评“坏”总暗含对“好”的假设。比方说,资本主义不好,是因为“社会主义好”。在《真实乌托邦》(Envisioning Real Utopias)里,美国社会学家赖特(Eric Olin Wright)采用的是“激进民主平等主义”(radical democratic egalitarian)的正义观。这套正义观从社会正义和政治正义两个维度,强调所有人都应有平等的机会与资源来维持基本满意的生活,并参与有关的公共决定。他强调的“平等”类似机会平等:不是指所有人一起吃大锅饭,只是确保大家都有机会不饿死。不是指所有人都能发大财,只要确保最后砸锅卖铁不是一开始就没机会翻身的原因。

这一套正义观仿佛很“左”。而赖特也的确是美国新左派(New Left)的支持者之一。他毕业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曾任美国社会学协会主席,现于威斯康辛麦迪逊大学任终身教授。上世纪六十年代,他也曾与其他年轻人一起,在公民运动,女权运动,同志运动和反越战的浪潮里激昂文字。他们反对个人主义和消费主义,追求自由平等的政治理想,通过不同的生活方式来挑战已有的权力格局和文化压迫。

《真实乌托邦》便源于这样的政治理想。赖特并不相信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的终极形态,试图提出一套解放性的社会改变(emancipatory social change)方案。苏联解体,大陆转型后,这类话题变得不再受欢迎。但将改变的可能完全否决似乎又有些武断。其一,历史的局限性一直束缚着我们对未来的想象。其二,类似维基百科这样“反资本主义”的项目这几年可也在发光发亮呢。当然,这谈论的只是“可能”—谁又能对未来下定论呢?赖特的处理既暧昧又苦口婆心。一会儿他反复撇清责任:我这套信则有,不信则无;过一会儿他又是个悲壮的老左派: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是信了。

如果你和我一样,因为觉得左派很酷,而味如嚼蜡地吞下赖特的迷魂汤,那么他接下来要说的听上去就有种毛骨悚然的熟悉了。“社会主义好。”“人民公社好。”“无条件基本收入。”另一些乍一听则莫名其妙。“一人五十,选举资金。”“随机选举人民代表”。勉强接受平等主义的正义观后,到这里我那资本主义劣根已不能再忍,很想掀桌大喊:“什么狗屁玩意儿!”

然而赖特思路却清晰得很,是我时不时混淆了他所定义的“社会主义”。赖特的经济结构分三种:资本主义,国家主义,和社会主义。身为九零后大陆客,前两者的和谐共处我倒是很熟悉。第三个“社会主义”,赖特其实指的是由人们自愿集结而成的组织来掌控生产方式和资源分配。好比说把人民公社替代成NGO而功能不变,就有些社会主义的味道。其实我何必这么隐晦,话又不是我说的。国家主义和社会主义,区别在政府的参与程度罢了。

“没有一个社会的经济结构是纯粹的——”赖特如是说,“三种形式中的一种。”他提议把三种结构理解成变量(variable),每个社会都是他们不同程度的混合(hybrid)。以美国为例,资本主义如此猖獗,华尔街危机也得奥巴马来擦屁股。我不明白为什么他要使用这样高级的词汇,但我们不妨将计就计建立一个三维坐标系,不同国家根据坐标值散落各处。制度的变换,便可看做相对权重的变换。这样一来,赖特里又一次假定了变换是可能的。

但即便如此,一个理想的平等主义社会到底该是什么样的?权力机构如何组成?篇幅所限,赖特并未正面回答,并且怀疑我们回答的能力。他的重点在于探索,只希望构建一个指南针来检查方向是否正确。关键的一点是,这指南针得指向社会权力(social power)增强的方向。与他的“社会主义”对应,社会权力是指人们自愿集结的组织所拥有的权力。这权力与经济权力(economic power)和国家权力(state power)一同影响经济体(economy),决定社会结构的构成。三种权力常常互相影响,因此社会权利增强有许多方式。既可直接,比如公社独立管理本地经济;又可间接,比如公社影响选举,从而影响国家权力对经济的控制。

“无条件基本收入”就是赖特讨论的一个可能方案。这是相对于社会权力对经济权力的影响。这方案提议给所有合法公民无条件发放基本月收入。如此一来,即便在资本主义体系里工人脱离了生产方式,也不必靠贩卖劳力来维持生活。同时这也增强了集体行动(collective action)的能力,可看作社会权力的提升。当然,大规模发放补贴后,劳动力和资本的供给大概会出现问题。赖特以瑞典为例,指出高税收和公社覆盖率的资本主义社会是可能的。但是如他所言,无条件基本收入挑战了根本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结合大陆惨痛的历史,这故事仿佛也只是听上去很美罢了。

“一人五十,选举资金”和“随机选举人民代表”则是关于社会权力对政治权力的影响,都针对代议制民主。前者针对美国选举中候选人政治资金来源的问题。因为拿了私人财团和大企业的钱,候选人当选后难免吃人嘴软。赖特引用耶鲁大学教授布鲁斯阿克曼(Bruce Ackerman)的提议,指出如果由政府出资,给所有选民发放五十块钱用来资助候选人,且限制候选人从其他地方集资的可能,这问题就能得到改善。因为候选人之间存在竞争,一旦执行起来,规则不难维护。但问题是,如何说服政府开始执行这套规则?

“随机选举人民代表”则是针对香港同胞厌恶的“小圈子选举”。代议制民主里,因为经验和资源的问题,选出来的代表往往并不能代表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如果铁了心要真正代表,不妨借助统计方法随机抽样。但这样的代表们值得信赖吗?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省2003年进行过类似实验,结果喜人,公民代表们的提案最后获得百分之五十七的市民支持率,离百分之六十的通过线仅一步之遥。但前提投入的培训成本如何,长期执行需要怎样的配套制度,赖特并未提及。

我选取这些例子,只是为了找找赖特所谓社会主义大方向的感觉,而非证明什么。篇幅所限,这些方案的利弊不能详细讨论,然而精神总是可嘉的。身在精英主义的话题体系里,我常把竞争和淘汰当作理所当然,面对受教育机会不如我的表兄表姐,隐隐有种优越感。因此读到随机选取代表和无条件基本收入,我非常怀疑。有这样的怀疑不可怕,因为仅仅是体系里的思维惯性。可怕的是这怀疑被完全正当化了,可见体系的力量多么大,洗脑洗得多么彻底。 我之前并没意识到自己这样矛盾。

《真实乌托邦》的最后一部分讲转型策略。兵分三路,分别是决裂(ruptural),见机(interstitial)和共生(symbiotic)。决裂是革命性的,大概像柴玲喜欢的, “我们期待的就是流血……”见机则要温和一些,潜伏在体系的缝隙里韬光养晦,偷偷摸摸地做一些小改变,期待最后能搞个大新闻。共生则假设经济权力和社会权力并不是非此即彼的零和游戏,而是可以共赢的。因此帮助资本权力解决一些问题之后,社会权力也会占便宜。好比说NGO来办养老院,资本家和慈善家都开心。

这样的分类似乎有些俗套。要么抗争要么服软,要么两边都不是,这不是很明显嘛。有意思的是如果承认条条大路通罗马,那必定采用了不同的假设。好比说支持革命与支持改良,严重的分歧大概在于对利益冲突深刻程度的认识。赖特否认在现有体系发展决裂式转变的策略,但是支持用抗争的逻辑,采用温和的策略。这里逻辑似乎有些奇怪,但他名气这么大,一定是我没有读懂。

读这本书时恰逢春假,我与一学姐同游芝加哥。她带我入住河畔的豪华酒店,在迈克尔乔丹的酒吧里喝着十八美元一杯的鸡尾酒。我俩开始谈论人生,社会与未来,我于是又搬出那套资本主义之恶的杀手锏。其实我吹来吹去,论证的只不过是一个社会体系如何成功地自我繁殖。然而在这灯红酒绿的夜晚,我俩这样的谈话本身,就是充满讽刺的最好证明。

*Afterword*
After writing this post I had a chance to talk to Professor Eric Olin Wright about his book. This book has been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and published in Taiwan. In mainland China, the translation is still in progress. Professor Wright was in Taiwan last year during the student movement, and he is rather familiar with the situation in China. Although he is a firm Marxist, we see he does not seem to believe in radical social change anymore (this comment credit to Prof. Sida Liu.) Today in China, “political reform” has become the platitude that everybody mouth. How far can we go? Such a gigantic question cannot expect a simple answer. For some follow-up thoughts, please stay tuned on my next post about The power of Tiananmen, written by the prominent sociologist Prof. Dingxin Zhao at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