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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槽与胡说。

何东记忆

万圣节的凌晨,从港大地铁站洋洋得意地往上爬,刚站上电梯就看到一个亮黄的身影急吼吼蹿上来。此人唤作Beni,是我旧时在大学舍堂的楼友。香港的大学宿舍不似内地,每个楼层都俨然一个小集体,同学们常在楼道里隔空喊话,气壮山河。所以尽管我住走廊头,她住走廊尾,作息时间又不一致,我们还是成为了熟人。美中不足的是她的中文名总被喊的千疮百孔,我的广东话又出师未捷,因此我至今不知她中文姓甚名谁,只能不清不白地喊一声“Beni”。

熟人相见,自然分外眼红。定睛一看,细长眼的Beni,三七分长发已经微微染黄,比两年前时尚许多。只是脸上的痘还没褪去,背上依旧扛根曲棍球棒,一身短打,又还是大一时的青涩样子。当时Beni极爱运动,是曲棍球队和垒球队的核心成员,有时也去网球队跑跑龙套。这几支球队在舍堂里地位颇神圣,Beni自豪的微笑每每出现在我的Facebook新鲜事里。加之她还是舍堂学生会进步分子,所以在何东的四百名好汉里,也算是排得上名号的人物,级别就算不是常委,起码也相当于中央办公厅主任。

我和Beni同路,边走边聊。她原来在舍堂一住四年,享尽了香港大学生最奢靡的住宿体验。我们所在的舍堂全名“何东夫人纪念堂”,也就是多情多金的富二代何东,为了纪念去世的原配,慷慨捐钱盖的全女生宿舍。说来也算历史悠久,所以才能占到薄扶林山上的黄金宝地,毗邻高尚住宅区宝翠园。建成六十年,这宿舍很出了些有名的姨太太或卖国贼,譬如范徐丽泰,陈方安生,以及周梁淑怡。若是“扫把头”叶刘淑仪也曾入住何东,四位能人凑一桌打麻将,想必很有意思。

在房价瞬息万变的香港,何东人是很为自己冗长的历史自豪的,因而都积极自觉地构建何东文化。譬如说,何东有自己的主题色亮黄,铺洒在T恤、卫衣、风衣、短裤上,极其活泼。又比如,何东有各色运动队,一群十八九岁的少女,起早贪黑蓬头垢面地去训练。每月一次的高桌晚宴,大家都穿上绿袍白衫黑长裙,面无血色,意兴阑珊地去楼下食堂吃一顿三分饱的饭。食堂芳名何添,楼高三层,刷得雪白,除了高桌晚宴外的其他时段都物美价廉。食堂边矗立一座同样历史悠久的利玛窦宿舍,全住男生,与何东相映成趣。此宿舍每年九月会派出几十壮士来何东抢夺一面据说大有来头的铜锣,妖童媛女们周瑜黄盖地打成一片,场面蔚为大观。

这些文化的点滴在香港电影《玻璃之城》里被上纲上线到了极致。煽情的昏黄色调里,何东女主,也就是舒淇,和利玛窦男主,也就是黎明,在运动场上一见钟情,后来莫名其妙分手了。再见面时两个人都已有家室,莫名其妙又出轨了。最后两个人开车去偷情,莫名其妙就车祸死掉了。电影的导演是位何东旧生,这种天马行空的剧情以及满目苍凉的结局果然非常符合何东”tough and strong”的犀利作风。说起来,我有位美丽楼友还真的找了位利玛窦的帅气男友,两人情比金坚,大学携手四年,目测会一直幸福下去。

猜也知道,《玻璃之城》这样的玛丽苏片一定吸引了很多粉红少女投奔何东,比如说我。我想我是真心喜欢过何东的高桌晚宴以及修女套装的。我也是真心喜欢过何东的羽毛球队,乒乓球队和龙舟队的。我尤其喜欢我那些风韵犹存的楼友。头两年我一直住在六楼,广东话“六”和“绿”同音,所以一旦遇到楼层集体就餐的大日子,大家都很配合地绿装出场,放眼望去好似十数只蚂蚱,可谓“携蝗大嚼”。

数数楼友就会发现,何东其实是香港local的何东。大一的时候,同层的大陆生大概五六个,local们则占领半边江山。大二的时候,大陆生换了许多新面孔,local却还是那一群。这里边的玄机在于,local是建设舍堂文化的生力军,我们只是无意闯入的“新移民”。她们是要过迎新营喊口号站军姿的,是要任劳任怨打球训练的,是要冲锋陷阵保卫前文所述的何东铜锣的。而我们更多是看看笑笑,既无兴趣,亦无资格。

本地生过得这么辛苦,主要怪港大宿舍入住竞争太激烈。香港地小人稠,大家普遍住得离港岛十万八千里,不住宿舍就要踩筋斗云来上学,非常辛苦。但港大的舍堂名额有限,并不是人人可住。舍堂学生会掌握生杀大权,本地生若在舍堂活动里表现不够出众,存在感太低,就面临无处可住的危险。大陆生则要好过些,一则舍堂学生会对我们较为宽容,二则租房有学校补贴可以承受。因此在楼里出没比较多的,还是各领风骚的local同学。

当年我们这层楼里,Beni有位好朋友名Boni,十分清秀,是何东剧社历年话剧的女一号。我与她同去美国交换,她选了几门表演课,如鱼得水。聊天时得知她有个话剧梦,但是务实的商人家庭恐怕不会同意。我想这人生编排已经足够戏剧,何必要在舞台上扮演?Boni又有位好友Mary,读护士科,笑起来眼眸弯弯,温柔无比。肤色黝黑的Oreo长了一口白牙,名至实归。法律系穆斯林女孩Sakina,常常戴条粉色头巾,入学不久就转去剑桥读书,假日不忘还往楼里寄回明信片。

楼主叫周翎风,英文名Chow Lingfung,一头短发飒爽无比,是个清瘦又搞笑的萌妹。常年与网球搭档Lily同吃同住,好似一对天线宝宝。Lily长发飘飘,网球单打据说有香港青年队的水平,是何东的一大杀器。时常一起出现的还有卿秀,一位马来西亚博士姐姐,昵称PhD,喜欢听张信哲,经常在楼里默默地蒸洒满大葱花的鱼。有次我被莫名邀请去她们三人的聚餐,海边的Cafe de Coral(大家乐)里,四盆红泥小火锅上飘着袅袅炊烟。我们欢快地聊起天。Lily嘲笑猛力扮ABC的港女一掷千金买沙拉,翎风附和,“其实真的不贵,十五文这么多水果,还送一个杯呢!”

是这样,我和local朋友聊天时,经常聊到钱的话题。这在我的大陆同学里面是不常有的。我在何东的第一个室友Ady,曾经带我在荃湾的某栋大楼里穿梭一下午,只为找一家便宜的眼镜店。夏天偶然听到羽毛球队队友们聊天,说起放假为何不住回家,她答,家里兄弟姐妹多,位置逼仄,不如宿舍舒适。当时我心中一紧,低头写作业。听说过香港年轻人总是抱怨生活压力大,但并没有如此切身的感受。正如杨绛所言,在居住空间上,那刻真是体会到“幸运者对不幸者的愧怍”。后来亦听到有香港同学因为家庭条件所迫,不能出国读书,需要先赚钱再申请博士;又有同学父母工资不能自给,希望她不要读研究生,快些去赚钱。这些故事终于让我对“香港同学们不好好读书只想赚钱”的都市传说,添加了一点新的认识。

回想起来,当时面对同住宿舍的楼友,我总有种冷酷的精英主义。仿佛人家不念书每天早起打球就是幼稚,把“何东精神”挂在嘴边就是无脑。仿佛她们从何东走出去,就会义无反顾地投身这个拜金又虚荣的社会,然后拜金又虚荣地活下去。而我,从没把自己想象成这社会的一分子。

但Beni看见我,仍然是真切的开心的,嘴咧到耳朵边。我们聊起曾经的楼友,毕业的毕业,回大陆实习的不知道何时返来,一个学姐新近结婚了,Beni这学期又有好多考试。那你呢?我答我在读研究生,还想读博士。Beni大笑,说你当时就像个,那个,书呆子,现在更严重了,正适合这个新眼镜。“不过,你一定会很厉害的啦。”

我们都笑起来。站在何东门口,Beni转过来,面对我伸出右手。我们像两个有志青年那样,在晚风里击拳道别。小小一间舍堂,其实多像这里的小小社会。面对难以理解的对方,也许我们都有种无奈的孤独。

无人认领的生活

前几天经历了一场风波。是这样的,因为交流学习的成绩单还未寄到,所以严格意义上我还没有毕业。但硕士项目催着要本科毕业证。赶不上期限,申请可能就得重头来过。

发现这滑稽的事实后,我权衡了一下,还是轻描淡写地告诉了我妈。伊大惊,继而悲愤地说:“你要是不能毕业,待在家里,叫我怎么去跟别人说呢?你快去找个工作吧。”

我也很羞愧。“张华考上了北京大学;李萍进了中等技术学校;我在百货公司当售货员”:故事就要成真了吗?未来的一年,同窗的LinkedIn上风云变幻的时候,我得像孤魂野鬼一样待字闺中,考试、写文书、递成绩、读书、不温不火地写点文章。用我妈的话概括,就是“浪费青春”。

我可能还是会读读写写,但一切都将变得没有名分。某A要去斯坦福读书了,她将努力学习;某B要去摩根斯坦利工作了,她将努力加班。而我的“努力”背后,将没有一个金光灿灿的“属于”。我不是名校骄子,也不是金融才俊,我甚至不是百货公司的售货员:没有人,没有任何人,来认领我的时间。

太可怕了,简直是真人秀版“时间都被狗吃了”。我觉得很对不起我妈。本来嘛已经转到一个鸟不拉屎的专业,学校嘛牌子也不是很亮,最后居然还待业在家。那天我妈看我的眼神仿佛金正恩看到奥巴马或者方舟子看到韩寒。好在最后学校愉快地表示可以宽限,加之她逼我误食了几块固若金汤的排骨,我妈才对我高抬贵手。

这件事让我思索,我们乐此不疲的生活里,有哪些奔走,仅仅是为了一个更光鲜的“属于”?比方说那个哥伦比亚大学的政治学博士,会不会其实只想在夜总会里偷偷唱歌?比方说那个阴差阳错去了四大的眼镜男,会不会其实只想写些卖不出去的情诗?但是歌手和诗人这种不三不四的职业,不仅不能向别人交待,甚至不能向自己交待。好听点儿叫自由创作人,难听点儿叫无业游民,时髦点儿叫卢瑟尔。名字绚丽有什么用,请问你属于哪个单位呢?

显然,不是所有奔走都能和某些“属于”达成和解。有些“属于”高贵冷艳,比方说某学校,某公司,某市某环某小区。追求这样的“属于”很辛苦,需要衣带渐宽终不悔,需要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需要一沓水泄不通的日程表,和一种“我的心在等待永远在等待”的偏执。最糟糕的是这些“属于”永远供不应求,引无数英雄竞折腰。

于是另一些“属于”应运而生了,首当其冲的是爱情。“改变他人很难,改变自己更难,剩下的只有改变他人和自己的关系了。”朋友圈里成绩最好的那位同学转过一篇文章,大意是“爱情是庸人的避难所”,仿佛有了陪伴,所有的软弱都变得大言不惭。昨天和明天之间支离破碎的生活里,终于塞上了一块吸满情绪的海绵。

当然,对于我这样的普通青年来说,爱情有时亦来之不易。好在还有各式各样的集体。比如说A的春江花月夜,或者B的红泥小火炉,比如说一群白校服的广播操,和另一群粉棉袄的广场舞。比如说普度众生的党,和“这盛世如你所愿”的国家。漂泊异乡的时候,如果能和热血青年们同看阅兵,将是多么有安全感的一种体验。

甚至,如果连集体都没法追求,没关系,我们还可以属于远方。作为“属于”的宾语,“远方”简直温顺得叫人心疼。它既可以是毛里求斯,也可以是香格里拉,如果有钱的话,还可以是爱斯基摩。它既可以是一架单反,也可以是一只吉他。我想《麦田里的守望者》中的霍尔顿如果出走到二十一世纪,就不要去美国西部了,不如来大理开个客栈好了。此人反正神神叨叨,典型的中产阶级开始厌恶自己,就成了波西米亚。

倒霉的是,毕不了业的我,一时间也找不到心仪的“属于”。于是剩下的,一个孤独,骄傲,清醒的我,看着自己这无人认领的生活。啊,明明有那么多形形色色的属于,意气风发的属于,海誓山盟的属于,舍我其谁的属于,鼻青脸肿的属于。

王小波先生说,“人的一切痛苦,本质上都是对自己无能的愤怒”。然而痛苦可能还要更无解一些。也许,赤条条的生命,注定无法给自己找一个属于。你看那么多无人认领的属于,那么多一意孤行的寻找。明明白白地写着,我们对存在本身的恐惧,和孤零零的存在的荒谬。

//暑假闲时的一篇旧文。现在我倒是顺利毕业了,转头看看,年轻人怎么能这样放纵自己的清醒呢?

西环鸡脾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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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有个呕心沥血的秘密。因了它,每当我在高贵冷艳的餐厅里斯文地嘬着意大利面的时候,都感到灵魂深处彷徨;因了它,每当我目不斜视地走过大排档的灯红酒绿的时候,都感到有如游子归家。这秘密是一位友人率先发现的,当时她轻蔑地指着我说:“她喜欢吃所有的垃圾食品。”我一向自诩清高,这样的揭露让我的世界都崩塌了。

事实是,她是对的。高考后我怀着对M记的热爱来到了香港这个巨无霸套餐只要二十一港币的天堂。在这个人人都讲鸟语的异乡,各类高热量油炸食品让我感到些许慰籍:炸鸡排、炸猪排、炸牛排;烧鸡、烧鸭、烧鹅;煮公仔面、炒公仔面、干吃公仔面……然而在所有物是人非的垃圾食品里,我最喜欢的,还是千娇百媚的鸡脾。

“鸡脾”的叫法我只在香港听到过。“脾”这个字在普通话里和“皮”同音,在广东话里的发音好似二声的“贝”。刚到香港时不懂粤语,因为鸡脾还闹过一个笑话。香港室友带我觅食,先用广东话问我“食唔食鸡脾”。见我不懂,又温柔地改用普通话:“吃不吃鸡皮?”我大惊,香港人不是很有钱吗,怎么连这种东西也要剥下来吃?等到端上来一看,才发现原来是条硕大的鸡腿。我对鸡的解剖不了解,总分不清翅根和鸡腿的区别。香港的鸡脾,好像是连起来的鸡大腿加鸡小腿,养尊处优,真材实料。

在这个小小岛屿上了三年大学,每每离开都分外怀念那形形色色的鸡脾。我的学校位于港岛西边,居民区学名叫“西环”,非常热闹。食肆良多,烟火袅袅,我们快乐地在此间吃喝。恨铁不成钢的学姐曾敦促我写一篇“鸡脾颂”(chicken wing hymn),但当时俗务缠身,未能满足她的饕餮胃口。现在毕业回家,生活冷清了,俗话说“人在过得不好的时候就特别容易怀旧”,忍不住要给西环的鸡脾作传,以资回忆。

在那些活色生香的鸡脾里,我把首席给予坚强而纯洁的东闸PhD。我的朋友们都已经知道了,东闸PhD的炸鸡脾,是全天下最好吃的。托了学长介绍,我和鸡脾相遇在2014年的夏天。学长是个矮小的重庆人,总是默默地帮我整理没写完的报告。他还会拉小提琴,每天乐此不疲地听着古典音乐。然而就是这个温柔高雅的学长,在那个骄阳似火的中午,鬼使神差地问我:“你有没有吃过PhD的炸鸡脾?”

PhD是个卖披萨的店,我当然没有吃过里面的炸鸡脾。那天我们买了六只。刚刚说过了,我是个清高的人,只打算吃一只,结果神魔附体般迅速吞掉两只。等我油光满面地抬起头来,学长指着盘里的最后一只,眼波流转:“你还吃吗?”清高如我,只好悲愤地摇头,眼看他幸福地大嚼。从那以后,只要是两个人来到PhD,我都会点八只炸鸡脾,所谓让我一次爱个够。

让我来告诉你PhD的鸡脾妙在什么地方。首先,它的鸡肉无比柔软,真正的鲜嫩多汁,绝不是又干又柴的下等货。打个惊悚的比方,其滑嫩程度好似婴儿脸庞。一口咬下,舌头还没反应过来,牙齿已经惊觉肉质的超凡脱俗。其次,它的调料也是恰到好处。一般的鸡脾,料多了喧宾夺主,料少了腥味扑鼻,要保持味道从里到外的一致性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PhD的炸鸡脾居然挑战成功,不会吃到最后满嘴鸡血味。加之它炸得金碧辉煌,一层脆皮吹弹可破。举起来是颤巍巍的几块饱满鸡肉,香味要不屈不挠地渗到骨子里,叫人丧尽天良。

当然,PhD的鸡脾并不像杨幂的鼻子一样完美无暇。有北京学长就曾冷静地指出该鸡脾“油太大,一般”。不过在理想主义青年的鸡脾乌托邦里,就算不中意鸡脾的味道,也要誓死捍卫它们“为自己代言”的权利。这种对diversity的尊重,港大各食堂可以提供罄竹难书的证明。这里的鸡脾有的高风亮节,有的则是厚颜无耻;前者以SU为代表,后者则以美心为甚。在港大捉襟见肘的小山包上,SU绿和美心红鲜艳地迎风飘扬。

“SU”乃“student union”的简称,随性的港大人用以借代学生会撑腰的大家乐餐厅。此餐厅雄踞学校黄金地段,旁边更耸立某世界知名纪念碑,因此学生游人纷纷光顾,生意欣欣向荣。难得的是其炸鸡脾仍然保持亲民姿态,在其他餐厅漫天要价的乱世中,也只淡淡地从八块八涨到九块三。要知道PhD的鸡脾可是要十六块一只!据此可知我们的学生会还是践行了“跟着我,有肉吃”的誓言,带背井离乡的我们重温了社会主义的温暖。所以有时我们也不该对它太过苛责,毕竟咱们内地世界一流大学的学生干部们,在社会责任感方面还不如人家呢?

SU的鸡脾分两种,炸鸡和油鸡。炸鸡因为皮更脆、热量更高、更像垃圾食品,因此味道更胜一筹。我以为上等的炸鸡脾应该把皮肉之间的脂肪层斩尽杀绝,在油香和肥腻之间寻找黄金分割,正如合格的北京烤鸭。SU的炸鸡脾把这精神践行到了极致。皮是薄脆的,肉是丰满的,干净利落地衔接在一起,没有白花花的脂肪。体脂这么低,我怀疑SU购买了鸡鸭专用健身房。还有,吃SU的鸡脾是不需要用手的,因为它的生粉裹得恰到好处,是腿肉上半推半就的盔甲。用刀叉去攻打,它就溃不成军,丢下来大块松软的的鸡肉任人宰割。肉显然是腌过的,质地细腻,又鲜又香,不卑不亢地渗出些油滴。

相比起来,美心的炸鸡脾简直是其心可诛。此餐厅下午茶时段兜售的鸡脾配有二两厚切薯条,端出来黄澄澄一大盘子,要价二十港币有余。这信心满满的售价加上美心朴实无华的名声,令我对鸡脾的质素毫无防备。结果多次邂逅后,这鸡脾给我留下的唯一印象是坚韧,而且是那种下定决心要么塞满牙缝要么崩掉门牙的坚韧。十平方厘米的鸡脾,大概有七平方厘米是粉骨碎身浑不怕的面包屑,剩下一片薄如蝉翼的鸡腿。因为配料裹得太多,鸡肉又太老,所以即便炸得透亮,也是中看不中吃。顺便,送的薯条也并不争气,个头虽大,却阴冷无比,涂一斤番茄酱都救不了。

有那么一段时间,其实是整个大学时间,SU和美心的鸡脾是我们下午三点左右的保留节目。此时学校餐厅会颇有心计地把没卖完的早餐改头换面唤做“下午茶”,供游手好闲的学生们调剂下心情。海边闷热潮湿的懒散里,炸鸡脾当然是最好的兴奋剂。就算对最死心塌地的学霸也是如此。我有名朋友对在机房自习的喜爱到了彻夜不归,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境界;对自己的体重也斤斤计较到卡路里算的令人发指的程度。但是在一个闲适的午后,我借打开水之名把她骗到SU餐厅,然后买来鸡脾大嚼特嚼。期间她一直若有所思地盯着手机,目光炯炯。等到我优越感十足地放下刀叉准备走人,这位内向朋友终于扭捏地开口了:“等等,我想去买个鸡脾!”

有了这位内向朋友的陪伴,我们的鸡脾版图得以拓展到山下的各类街坊餐厅,譬如说加记。此店也算是西环名产,东西两边各有一家,据说是同一个老板。这餐馆以菜量大著名,因此尤其适合请客。最佳策略是先来一盘火辣辣的特色鸡煲,把口味重的都齁个半死;再来一盆水淋淋的阳光十二菜,把口味轻的都灌个半死;杀敌三千之后,就可以点我方喜爱的鸡脾沙拉了。这道菜很本分,就是乱七八糟的蔬菜上面盖一条奇大无比的鸡脾。鸡脾大到什么程度呢?我有个嘴不大的朋友,当着我的面啃这鸡脾啃了半个小时,导致我活活看饿了。是以,每当我荷包告急必须结束饭局时,就会派出鸡脾沙拉这员爱将,和吃得太多的宾客们一决胜负。

如果非要用一个词来形容加记的鸡脾,那只有是“血染的风采”。且看这鸡脾,其色佳,其味美,其形大,其味道独特还撒了芝麻,唯一欠缺的就是火候。和鸡肉厮杀到最后,盘中已是血肉模糊,而我满嘴咸腥,心中恐惧,只能举手唤来色厉内荏的传菜小哥:“唔该,这个鸡脾没熟啊!”小哥瞥一眼鸡脾,又瞥一眼我,眼珠一转便端起鸡脾转身离去。我窃喜,莫非可以再来一盘?事实是,街坊店自有街坊店的逻辑。再见到我那鸡脾时,它还是从前的模样,除了炸得更焦黑些。我于是对加记的厨房产生了深深的怀疑,那之后的每盘阳光十二菜,都隐隐有股吃了一半的鸡脾味儿。

西环鸡脾之林里,像加记这般的茹毛饮血其实不多。大部分店铺虽各领风骚,却都能恪守底线,卖力地把食物烹制得烂熟。如坚尼地城海旁的“大鸡脾”,以烧烤风味为特色,辅以别出心裁的蜜糖浇汁,成功在各保守港式鸡脾中博得出位。又如二村学生餐厅CC的油炸鸡脾,低调地匍匐在白饭小山包上,粗犷的卖相和甘甜的口感很可以吓你一跳。也有平平淡淡才是真的M记麦辣鸡翅,漂洋过海后不改本色,每一口都仿佛回到中学时代,M记的金色商标象征着品味与奢侈。

最后,我得承认,浪迹西环的三年里,最摄人心魄的鸡脾瞬间发生在某个平凡午后。那时我还蜗居在某高尚住宅区隔壁,每逢佳节都要呼朋唤友来宿舍大吃大喝。体格魁梧的友人H是常客,这天我们一不做二不休地点了肯德基138元全家桶套餐,把里边所有能吃的都换成了鸡脾。

那是我第一次品尝K记的著名全家桶,儿时的梦想成真,幸福得要流泪。我踌躇满志地看着H,H亦踌躇满志地看着我:我们开始了历时两个钟有余的鸡脾马拉松。每人六只鸡脾的旅程中,心情从艳若桃花到小鹿乱撞到求死不能,终于看破红尘。K记炸鸡脾油特多,记忆里的那个下午于是满是荤腥,闪亮无比。

这次事故过后,有时我会很矫情地想,鸡脾没变,而我们变了。有诗为证,道是“当时共我赏花人,点检如今无一半。”带我入门的神仙学姐如今跻身白领,疲于奔命。抢我鸡脾的温柔学长如今漂泊异乡,时有彷徨。北京学长要去非洲,学霸小姐尚未返来,嘴小下巴长的友人宅成一道风景。潮起潮落的H最终渐行渐远,怅然若失的我还和催文学姐在老地方一同嚼着鸡脾。

不吹牛,其实我已经洗心革面,少荤少辣了。全球化的大浪淘沙里,背井离乡和健康饮食是硬币的两面。年轻把传统搁在身后,内心胆怯却还要一路向西。

“一切都在走,等待就等于倒行。
为什么心要留在原处,原处已经走开。
懂事的心哪,今晚就开始学走路。”

而我只愿天涯海角的朋友们,肚饿时都能食一块热辣辣的美味鸡脾。

送你一个刘瑜

老于送我这本《送你一颗子弹》,在扉页上礼貌地问:“不知道你是因为刘瑜而喜欢社会学呢,还是因为社会学而喜欢刘瑜? ”我很惶恐,好像在路边摊上吃麻辣烫被熟人看见一样。事实上,我对刘瑜的喜爱和对社会学的喜爱虽然巧合地正相关,但是并无因果关系。用社会学的话讲就是selection bias,正因为刘瑜和我有着某些相似之处,我们才会都对政治产生好奇。也是因为那么些相似之处,我很喜欢刘瑜。

其实说相似是太抬举自己了。我喜欢刘瑜,主要因为她机灵,而且还挺漂亮。这两个特点让我妒火中烧。尤其是第二点,漂亮是最讨巧的机灵。

有段时间QQ空间上疯转《一个人要像一支队伍》,那时刘瑜刚开始火起来。而我还暗暗以文化精英自居,对大众的品味有着优雅的不屑。所以面对铺天盖地的刷屏,我一眼都没看。后来苏小姐兴奋地叫我去读《飞越流水线》,我才屈尊瞅了瞅,哎呀那个心有戚戚,仿佛找到了失散多年的姐妹。刘瑜在那篇文章里痛骂“大多数美式社会科学作品的平庸”,非常符合彼时我身为“文化精英”的心态。我甚至把此文发给了我未来的导师以阐明我对本学科的意见,结果当然是被臭骂一顿:你怎么这么浅薄!

年轻的时候,不被理解并不能阻挡我对刘瑜的向往,尤其是在读到《孤独得像一颗星球》以后。听听,这名字就不一般。怎么会把孤独联想到星球上呢?而这联想怎么又那么刚刚好呢?孤独和星球,怎么就有那么些让人悲伤的联系呢?

刘瑜还有很多这样的奇趣瞬间。比如说,“二十二岁的粉棉袄”。或者是,“枝繁叶茂的生命”。还有,“和自己达成和解”。甚至可以是,“他妈的”。这些瞬间常让我会心一笑然后又若有所思。二十二岁的粉棉袄向往枝繁叶茂的生命,但要和自己达成和解,怎么就他妈的那么难呢?

我对“机灵”的定义很简单,就是看到某个精彩的比喻,偷偷想一想,我能不能写出来。写不出来嘛那就说明人家机灵。毕竟普通人对才华的定义不就是嫉妒,嫉妒的丈母娘不就是自卑吗。

当然机灵也有程度。有“哇”的那种,也有“哼”的那种。在我的文人相轻里,刘瑜没有机灵到“海鸥是上帝的游泳裤”,但也远远比“我做的馅饼是全天下最好吃的”要强。既然她还在活力四射地面对生命,在文字上我们也不能太过苛求。毕竟和韩寒同学的爸爸比起来,刘瑜除了会讲一九八四,还会讲哈贝马斯呢。

遗憾的是,很多人可能忘记了,会讲哈贝马斯,对作家刘瑜而言,是一种自由,而不是责任。有些公共空间里的文化人,会挥舞着刘瑜的社论和随笔质疑:剑桥的政治学讲师就只有这样的水平吗?

这当然是很有点滑稽的。如果单看文字本身,刘老师的水平当然不差,至少比许多教授开学典礼的祝词要更神采飞扬。如果谈论的是学术呢,似乎又不该拿社论和随笔来说事。《送你一颗子弹》二十块一本,研究项目基金几十万一份:一分钱一分货,质量能一样吗?其实刘老师的学术经历,放到学术圈的鄙视链上,很可以甩某些本土学者几圈。作为任教于知名学府的青年学者,说出来也不至于寒酸。如果硬要拿学术明星的标准来批评刘老师不够优秀,那也太不够意思了。同是天涯沦落人,文科生何苦为难文科生。

尘归尘,土归土,学术归学术,科普归科普。刘老师和这世界发生的一个误会,就在这两种逻辑的纠缠。拿学者的逻辑标准去要求公知,和拿公知的良心标准去要求学者一样用心险恶。既然我们能够以学术的幌子容忍某些经济学家做出“国企改制时让工人全部下岗滚蛋最有效率”这样的结论,当然也可以用良心的名义接受刘老师宣扬“不可忽视和谐社会里的公民权利”的免费文章。事实上,我们从来不缺包装精美的学术,但少见仗义执言的真诚。

当然,刘瑜不仅仅是个公知,也没打算当个公知。她还是个畅销作家,虽然也没打算当个畅销作家。她“在愤青里太文青,在文青里又太愤青”。抛开她的社论,在随笔和爱情小说里你可以看到另一个刘瑜。据她自述,鼎盛时期曾开有四个博客,因为人们总是期待她正襟危坐,而她有的时候只想“非正式疯狂”。

这就好像,医生的衣服上被人吐了一口痰。人们期待她批评随处吐痰是某国民主化进程的最大阻碍,甚至研究出随便吐痰者肺部和脑部的结构是不是有什么异常。然而袖子上都是痰的医生只想先跳起来骂娘而已。

对于那位沉稳好学的赠书老于,和那位业精于勤的导师,我不敢承认,其实很多时候我也只是单纯地想骂娘而已。甚至可以安慰自己:对旁观者而言,骂娘比医学研究更容易引起共鸣。我对刘瑜的嫉妒,与其说是对她名牌学位的觊觎,倒不如说是因为她比我更会骂娘。

但只会骂娘是不行的,甚至把看热闹的人叫来一起骂娘也是不行的。这些道理,刘老师当然也明白。如今她好像回到“五百本书”里面去“还一些学术债”了。毕竟“自由”不是学术圈的主流意识形态,“灵魂”也不是流行的研究内容。有次与青年学者田大谈及刘瑜,被规劝“学术才是主业”,并点评“不是所有人都能成为刘瑜”。田大是位有温度的老师,著作颇丰,却自称“年轻时也喜欢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我去找来看,发现扉页上竟然有首新体诗。忍不住慨叹,是不是所有社会科学工作者,年轻时都有那么些“英雄儿女多奇志”的理想。上当后才发现,学术原来也只是关于最冰凉的现实。

大陆生的人人与香港人的脸书

两年前我刚到香港读书的时候,曾在人人和脸书上同时发过一首小诗。结果人人上旁观者众,脸书上却应者寥寥。我有些失落。久而久之,我也就讪讪地不再用脸书了。

现在看来,我不是一个人。据港大社会学系田晓丽教授的研究,在港大陆生对人人网的使用习惯,和香港同学对脸书的使用习惯,的确不太一样。香港人的脸书追求休闲娱乐,主要是各类生活感慨和聚会照片。而大陆生的人人上除了这些社交信息,还有实用信息,例如学术和生活指导、二手物品交换、社团宣传,乃至借充电器、借笔等“万能的人人君”才能做到的事情。

两者的差异,和现实生活中的人际关系网有关。大陆生的圈子一般是个温暖的小团体,理由有三。其一,同在异乡为异客,大家都要处理办签证申宿舍等麻烦事,面临的问题都差不多。其二,都住在学校附近,抬头不见低头见。其三,能考来香港的高考成绩都不错,又能负担高昂学费,因此大家都很看得起彼此。所以大家有事没事都玩在一块儿,彼此的生活圈子重叠率非常高。

相比起来,香港人的圈子则要复杂的多。首先,比起内地学生,大学内的香港学生人数多得多,相熟不易。其次,因租金高昂,香港学生大多走读,有课才来大学,彼此之间交流时间不多。同时,还有高中同学余情未了,又占去一部分和大学同学的玩耍时间。相比起来,内地生的高中同学虽情深意重,却远水解不了近渴。以上几点因素,导致香港人的朋友圈包罗万象,却浅尝辄止。借用HKU Secret的一句港人吐槽,就是“大学里面友谊最假,利益最真”。

这样的不同的生活圈子反映到社交网络上,就会影响内容发布者对内容接受者的期盼,从而影响他们的发布内容。因为朋友圈子是闭合的,大家基本都认识,大陆生发布人人状态的时候心里其实有一组特定观众。例如说要选通识课了,就写点选课指导给同届学生看;要搬家了,看看有没有人要二手家具;没带充电器,就向图书馆里的学霸们求助。知道自己的朋友会看,甚至会点赞会分享,搞不好还能出名,写起干货来就格外有劲儿。(插一句,作为一个中二又话痨的人,这点我感受颇深。)

而香港人的脸书圈子就更杂乱一些。更多时候,当他们贴出一组大眼怪相图的时候,心中的观众群体并不太明晰。类似于如何选社堂这样实用性大于娱乐性的帖子,青梅竹马的高中同学和半生不熟的大学同学可能都不太感兴趣,写在脸书上也没人看。当然,香港人也会在互联网上交流实用信息,譬如如何揾工如何面试之类。但这类帖子主要集中在特定论坛上,比如高登。对于香港学生而言,脸书仅仅是一个娱乐工具。

最后,田教授的这项研究基于对同一间大学四十五名学生的访谈,结论的普适性还有待进一步探讨。给我的启示,正如田教授对某师兄的教诲:“互联网再开放平面,也是沟壑纵横阶层遍布的。你不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在什么更大的结构里,那永远不能准确理解他为什么说这样的话。”与诸位有志于产品经理、电子商务、美拍红人的大好青年共勉。

引用文献:
Tian, Xiaoli. (2015) “Network Domains in Social Networking Sites: Expectations, Meanings, and Social Capital”.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online first:
http://www.tandfonline.com/doi/full/10.1080/1369118X.2015.1050051